职务犯罪预防：从改善品性到注重制度设计-凯发网站

    近年来，作为检察工作新的增长点，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被摆在了相当重要的地位，取得了相当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，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和好评。但与此同时，在一些地方，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，如工作流于形式、预防效果不明显。笔者认为，要深入推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，应当反思传统预防方法的有效性，探索全新的、刚性的、有效的职务犯罪预防方法，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。

　　现有职务犯罪预防方法的局限性

　　当前主要的职务犯罪预防方法是：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宣传教育活动；开展警示教育活动；在一定范围内发放职务犯罪预防的各种资料；走访发案单位或其他单位，宣传法制，讲解法律。从预防重点来看，主要还是着眼于从人的内在品性上改变公务人员的行为方式，劝导其不要实施职务犯罪，从而达到改善其廉洁性的目的。对于制度中存在的漏洞，无论个案预防、行业预防还是重点预防都限于提出若干检察建议，而检察建议是否被接受要视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的意志而定。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处于事实上的边缘地位，不能介入政府部门的工作，只能做些法制宣传等外围工作，检察建议缺乏刚性，预防工作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限制。

　　职务犯罪预防重心的转移

　　犯罪学的发展成果显示，犯罪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：内部的性格要素与外在的环境要素。就职务犯罪而言，犯罪原因的二元性更加明显。内部的性格要素就是个人的内在心理和行为方式，深层的性格要素是人性的贪欲，浅层的性格要素包括犯罪动机、冒险性格等，更重要的则是个人的规范认同感和道德人格。外在的环境要素就是进行职务犯罪所面临的约束条件，主要包括个人的权力状况、程序牵制、外在监督、成本风险等。

　　职务犯罪原因的二元性并不是新的课题。但是，传统观点通常将二者并重考虑，而不考虑二者之间的轻重和决定关系。笔者认为：第一，浅层的性格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外在环境影响。个人的规范认同感与规范的有效性密切相关，犯罪动机则直接取决于成本风险。“好人在坏的制度中会变坏”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证明。第二，深层的性格要素难以改变。人格的形成取决于早期的成长经历，贪欲则是人性深处的本能。

　　从理论上说，人的性格与行为方式都难以改变。人格形成之后，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变故，一般不会发生根本变化。试图通过改变人的人格来预防职务犯罪，存在着巨大的困难。只通过一般化的宣传教育和警示，想要改变人的行为方式、改善人的内在品性，也是有很大困难的。浅层的性格要素受到外在要素的重要影响，对于职务犯罪而言，有几项外在环境要素与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关系密切：第一，官员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相差悬殊；第二，职务犯罪被惩治的几率在目前还相当有限；第三，目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，社会价值观念多元。在以上三点环境要素没有改变的情况下，想要通过浅层次的宣传警示教育遏制职务犯罪的确十分困难。

　　“不要试图改变别人”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一般的社会交往，而且也适用于重大的社会制度设计。犯罪预防必须改变将重心放在矫正他人品性上的做法，进行视角的转换，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可以改变的外部环境上。对于职务犯罪的预防而言，外部环境变革的核心在于：限制公共权力。“权力产生腐败，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”，要预防职务犯罪，就必须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高度出发，从权力异化的根源上着手解决问题。以潜在的腐败者和渎职者作为着眼点，处处设防，防范公共权力的异化。通过限制公共权力，将政治国家的权力限缩在最小范围，确保市民社会的有效自治，是预防职务犯罪、防范公共权力异化的根本途径。

　　职务犯罪预防的出路

　　根据以上的分析，笔者认为， 从社会化预防的视角考虑问题，今后职务犯罪预防的出路是：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，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中央提出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，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，规范和简化行政程序，将行政程序纳入法治轨道，设置有效的常规外部审查制度，以此规范公共权力运行。

　　首先，严格限制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不当的、过度的干预。历史事实证明，政府对经济的不当管制是滋生严重寻租现象的土壤。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微观经济，公民要参与经济活动，就必须依靠与政府的良好关系，依靠政府的意志决定资源分配的倾向。公民或者主动或者被迫向官员行贿，以购买因为政府管制而变得稀缺的市场资源。职务犯罪预防要取得实效，政府需要加大行政改革力度，规范和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。

　　其次，提高政府透明度，简化行政程序。应当着力推进政务公开，政府部门逐步公开他们提供服务的程序，并且公示服务的承诺，令公民明白自己的权利，无需通过行贿就能获得服务。由于公民可以由此明白政府的运作和自己的权益，他们能够发挥社会监督的功能和在需要时提出申诉。同时，政府部门应尽量简化行政审批程序，降低行政成本，以民为本，减少公民走后门的需要以及官员索取利益的机会。

　　其三，推进监督过失的责任承担。政府部门负责人必须为部门的工作表现和下属的行为负责，不可用不知情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。要建立政府官员的责任承担机制，需要积极推进刑法中的监督过失理论――在被监督者的行为直接造成损害，存在一般过失的场合，监督者由于其对被监督者的行为负有监督义务，应当承担过失责任。

　　以上三项措施是从社会预防的角度来考量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，就检察机关专业化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来说，笔者建议，重新配置检察预防权能，重新设置预防部门的权限，赋予检察机关以明确的介入权，明确犯罪预防的各项权能，提高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地位。检察预防应当包含以下权能：第一，预防调查权。检察机关应当有权对政府部门的工作程序进行了解，有权查阅政府部门及其他公共机构的工作指引和文件，以了解公务人员的工作程序；有权要求公务人员回答工作上的问题，以了解其办事方法及审查档案。第二，有效建议权。检察机关针对公共机构的机制缺陷和犯罪隐患，提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建议。公共机构有义务及时采纳，并反馈整改情况。对于拒不接受建议而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，检察机关有权建议纪检监察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（监督过失）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第三，纠正违法权。检察机关发现公共机构有违法情形，可以向其提出纠正的要求。公共机构有义务报告纠正情况，否则因此而造成职务犯罪的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第四，介入审查权。国家机关和其他公共机构在制定政策和改革措施，或者进行重大工程项目时，检察机关有权要求介入并审查其工作程序，针对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的隐患有权提出针对性意见。

　　（第一作者系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；第二作者系该院检察官，法学博士）